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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5月份，陶铸到北京参加了场会议，回到家后，他一脸愁容，对着老婆曾志好几次想开口说话，但又憋了回去。曾志和陶铸，两人既是两口子，也是一块儿闹革命的同志。打从革命那会儿起，他们就讲好规矩了，彼此工作上的事儿，不问也不打听。

陶铸没吭声，曾志也就没追着问。到了第二天午饭时，两口子还是各吃各的，默不作声。过了老半天，陶铸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：“曾志啊，中央那边打算调我去北京工作。这事儿挺突然，也挺关键的。”

曾志关切地问陶铸：“你这是要去干啥职位？”陶铸回“中宣部长。”曾志一听，眉头立马就皱起来了，直接说道：“这职位不适合你，你恐怕做不来。”毕竟夫妻间最了解彼此，曾志心里明镜似的。陶铸自己也清楚这一点，他点了点头，承认说：“确实有不少同志觉得我不适合干这个。”

曾志直接跟陶铸讲，要不你跟中央说一声，别干了。陶铸苦笑着摆摆手，说实在的，推辞不掉的。这事我琢磨了好久，也想了挺多，都这样了，我还能咋办呢？

陶铸没办法，只好鼓起勇气接受了这个任务。说起来，这个位子还是邓小平推荐的，并且得到了毛主席的点头同意。在解放战争那会儿，陶铸一直在东北战场上打拼，做过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的政委，还当过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，他算是林彪的老战友了。

为啥邓小平会选陶铸呢，他俩其实不怎么熟？原因在于，陶铸可真是个实干的好手。当年在东北，他负责地方工作和建设根据地，累得都吐血了，但还是没日没夜地干，一刻也不停歇。他特别有才能，也特别有拼劲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陶铸一直在中南地区挑大梁，他先是做了中南局的一把手，后来又成了广东省委的头儿，守着国家的南大门。他干起活来有条不紊，啥事儿都处理得漂漂亮亮，确实是个能干实事的人。

那时候，社会上特别缺的就是像陶铸这样能真刀真枪干事儿的人。虽说邓小平和陶铸不算很熟，但他还是挺看好陶铸，把他给推荐了，毛主席听后也觉得挺对。其实在这之前，陶铸就已经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了，不过他的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中南那边，继续当着中南局的一把手。

陶铸这回接下了中宣部长的重任，得进京城干活了。过了没几个月，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起来了，陶铸在那会上被选为了政治局常委，位置就在周总理后面，一跃成了正国级的领导。这可是他人生里最闪耀的时刻。

陶铸那会儿还是国务院的副总理，帮着周总理一起没日没夜地忙活着。他老婆曾志在广州病了，高烧不退，烧了二十多天，甚至还休克了。可陶铸实在抽不出空去照看，只能让老婆来北京这边。

陶铸一家在北京聚到了一起，但他心里头特别憋屈。每天一回屋，他就闷声不响，一脸难受样。有时莫名其妙就火了：“你们老问我干啥，又不是我说了算，我自己都一头雾水呢。”

曾志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朋友，他们两人关系特别铁。有次，毛主席跟曾志聊起陶铸，说他那个人，干事雷厉风行，还爱直言不讳，浑身上下都透着股子直性子。

毛主席对陶铸的评价相当到位，前半部分赞扬了他是个实干家，而后半部分则指出了他性格上的小瑕疵，那就是爱直言不讳，说话有时欠考虑，容易不小心冒犯到别人。后来，曾志很淡定地跟陶铸讲，咱俩脾气都太倔，在一起生活，免不了会因为各种事情争来争去。

陶铸因为这性子，没多久就挨了批评。有回开完会，毛主席特地留下他，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。毛主席说话和气，还带着笑，跟他说：“你呀，就是嘴快，爱直言不讳。在中央做事跟地方不一样，得时刻提醒自己低调点，别太冲。”

后来，毛主席就直接问陶铸了，说：“我不是让你去中南那边看看情况嘛，你咋还没动身呢？”陶铸就实话实说：“这不是最近手头的事儿堆成山了嘛，总理一个人忙得团团转，我就想着先把手头的工作给捋顺了，然后再出发。”

毛主席讲，最好还是赶紧下去，得多听听别人的，自己少说点，多走走多看看，碰到事儿得小心点儿。要是两个月时间不够，那就三个月。毛主席还提到，曾志给我寄的那两本书，我都翻过了，《松树的风格》嘛，虽说不错，但也就那么回事儿。

1969年的时候，陶铸离开了我们，当时他61岁。他留下了最后一首诗，叫做《赠曾志》，用这首诗作为他一生的句点，让我们怀念这位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他说，再回战场不容易，你的深情厚谊让我感动。岁月不饶人，白发悄悄长，生活也曾有过苦和酸。病重的老马知道时间不多，枯黄的向日葵也怕霜来。过去的那些事儿都像烟一样散了，心里没私心，天地自然就宽广了。

#百家说史迎新春#